哈特与富勒的世纪辩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二十世纪法理学领域最引人入胜的篇章，莫过于发生在H.L.A.哈特与朗·富勒之间那场关于法律与道德关系的世纪辩论。这场始于1958年的思想交锋，不仅深刻塑造了现代法哲学的面貌，更将“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这一古老的法理学难题，置于战后反思纳粹暴行的现实语境下，赋予了其前所未有的紧迫性与道德重量。这场辩论的核心，是法律实证主义与自然法思想的正面碰撞，它探讨的不仅是抽象的理论问题，更关乎法律体系的根基、公民服从的义务以及司法实践的道德边界。

哈特与富勒的世纪辩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辩论的历史背景与核心议题

要理解哈特与富勒之争的深刻意义，必须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中。二战结束后，纽伦堡审判与后续的一系列审判，将一系列棘手的法律与道德难题摆在了世人面前：那些仅仅因为“执行法律”而犯下滔天罪行的纳粹官员，是否应当受到惩罚？如果当时的纳粹法律本身在形式上有效，那么执行这些法律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这些问题直接挑战了传统法律实证主义“法律与道德分离”的命题。正是在这样的现实拷问下，哈佛法学院的《法律评论》杂志于1958年同时刊登了哈特的《实证主义与法律和道德的分离》以及富勒的《实证主义与忠于法律——答哈特教授》两篇论文，拉开了这场世纪辩论的序幕。

这场辩论的核心议题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法律的有效性是否必须依赖于其内容的道德性？是否存在一种“最低限度的自然法”或内在道德，是任何被称为法律的东西都必须满足的？当法律严重违背基本道德时，公民是否还有服从的义务，法官又应如何裁判？哈特作为法律实证主义的杰出代表，试图在坚持法律与道德概念分离的前提下，为战后法律困境提供解决方案；而富勒则从程序自然法的角度，主张法律本身必然蕴含一种“内在道德”，违背此道德则不成其为法律。

哈特的观点：分离命题与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

H.L.A.哈特是英国法理学家，新分析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继承了边沁、奥斯丁等前辈的法律实证主义传统，但其理论更为精致和富有弹性。哈特的核心主张是“分离命题”，即法律是什么与法律应当是什么，是两个必须分离的问题。他认为，一个法律规则的有效性，来源于其是否由特定的社会规则（承认规则）所识别和承认，而非其内容是否符合道德标准。将法律与道德混为一谈，在理论上会模糊法律科学的客观描述性，在实践中则可能使人们用个人道德判断替代对法律权威的服从，或反之，将不道德的法律披上神圣的外衣。

然而，哈特并非一个极端的实证主义者。他敏锐地意识到战后法律实践提出的挑战。为此，他提出了“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这一著名概念。哈特从人类生存这一“当然目的”出发，基于人性、资源和环境等事实，推导出任何持续存在的社会秩序（包括法律）都必须包含某些基本规则，如禁止暴力、要求信守承诺、确立财产权等。但这些规则并非先验的道德律令，而是基于人类生存需求的“自然事实”。哈特以此解释法律与道德在内容上的普遍重合，但坚决否认这种事实上的关联是法律有效性的必要条件。对于“恶法”问题，哈特的解决方案是区分“法律的存在”与“法律的道德可服从性”。他认为，即使是不道德的法律，只要符合体系内的承认规则，它就是有效的法律；但同时，公民在道德上并无义务服从这种严重不公的法律，立法者也有道德责任去修改或废除它。

哈特对告密者案的分析

在辩论中，哈特通过分析一个著名的德国“告密者案件”来阐明其立场。在该案中，一名妇女为摆脱丈夫，向纳粹当局告发了丈夫曾发表诋毁希特勒的言论，其夫因此被判处死刑。战后，该妇女被起诉。辩护理由是其行为依据的是当时有效的纳粹法律。哈特赞同德国法院最终判定该妇女有罪的做法，但他认为，正确的法律技术不是去否认纳粹法律的法律身份，而是应该通过颁布一部溯及既往的法律，明确将此种行为定为犯罪，然后据此审判。他认为这种方式更加坦率，避免了法官借助“更高的法律”来行使事实上属于立法者的权力，维护了“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

富勒的观点：法律的内在道德与程序自然法

朗·富勒，美国法学家，代表了复兴的自然法传统，但其理论极具原创性，被称为“程序自然法”或“法治事业论”。富勒对哈特的分离命题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认为，法律并非像哈特所描述的那样，是一种中性的社会事实或权威命令。相反，法律是一项“使人类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这项事业若要成功，法律本身就必须满足一些基本的程序要求，即法律的“内在道德”。

富勒详细阐述了这八项“法律的内在道德”原则，它们包括：1. 法律应具有一般性；2. 法律应公布；3. 法律不应溯及既往；4. 法律应明确易懂；5. 法律不应自相矛盾；6. 法律不应要求不可能之事；7. 法律应保持稳定性，不应频繁变动；8. 官方行为应与公布的法律保持一致。富勒的深刻洞见在于，他认为这些原则并非仅仅是有效立法的技术性指南，它们本身就是道德性质的原则。它们体现了对公民作为理性主体和负责任的人的尊重。一套完全违背这些原则的“规则”（例如秘密的、溯及既往的、矛盾百出的规则），根本无法指引人的行为，因此根本不能被称为法律，它只是权力的滥用。

富勒对法律道德性的双重解读

富勒区分了法律的“外在道德”与“内在道德”。外在道德关乎法律内容的实体目标（如正义、平等），而内在道德关乎法律制定和运行的方式。他主要论证的是内在道德的不可或缺性。他认为，即使法律在实体目标上是邪恶的（如纳粹法律），其制定者为了实现邪恶目标，也多少需要遵守这些内在道德原则，否则其统治将无法有效运转。但严重、系统地违背内在道德，其结果将导致“法律”名存实亡。在告密者案中，富勒认为，纳粹统治后期许多法令本身已经严重违背了法律的内在道德（如溯及既往、极度模糊以方便随意解释），因此这些规则已经丧失了法律的资格。法官在战后拒绝适用这些“非法律”的规则，是正当的。

哈特与富勒的世纪辩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辩论的焦点与深远影响

哈特与富勒的辩论，其焦点并非简单的“法律是否应具备道德内容”，而是上升到了法律概念本身是否必然包含某种道德维度这一更根本的层面。哈特认为，法律的概念是价值中立的，一个规则体系不道德到何种程度我们才拒绝称其为“法律”，只是一个语义选择问题。富勒则坚持，法律的称谓本身承载着一种道德成就，它意味着一种特定的、尊重人的治理方式，将完全不具备这种道德性的权力指令称为法律，是对语言的误用，也模糊了我们对暴政的认识。

这场辩论的影响极其深远。首先，它极大地推动了法理学的精细化发展。双方在攻击与辩护中不断打磨自己的论点，促使法律实证主义和自然法理论都超越了早期的粗糙形态。哈特之后，出现了以拉兹为代表的排他性实证主义和以科尔曼为代表的包容性实证主义；富勒的程序自然法思想则启发了后来德沃金的整体性法律理论，以及菲尼斯对自然法的新阐述。

其次，辩论深刻影响了法律实践，特别是对法治的理解。富勒的“内在道德”理论几乎就是现代形式法治理论的经典表述。它强调，法治不仅仅是有法可依，更要求法律本身具备可预期性、明确性、稳定性等形式品质，这些品质本身具有独立的道德价值。这种思想被广泛吸收进全球的法治建设话语中。

最后，辩论留下了一个永恒的开放性议题。在当代，面对恐怖主义、高科技监控、公共卫生危机等新挑战，政府颁布的紧急措施、秘密法令、宽泛授权等，不断考验着富勒提出的法律内在道德的边界。同时，全球化与多元文化社会也使得何为“基本道德”更难界定，这似乎又为哈特所主张的、将道德判断相对化的分离命题提供了新的土壤。哈特与富勒的争论，如同一个永不枯竭的思想源泉，持续为每一代法律人思考法律的性质、权威与道德责任提供着框架和灵感。